中国书法网汛 今年8月1日，是中日甲午战争宣战120年纪念日；120年前的9月17日，中日黄海海战，日本夺取黄海制海权；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，其规模之大、时间之长，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。直至1895年4月，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，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当年的历史钩沉，当年军民奋勇抗敌的宝贵民族气节，当年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，如今，全部展现于由中国文联、中国书协、中华海外联谊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、《科技日报》主办，中国书协中直分会、和平世界书画院承办的张飙撰并书《甲午一百二十年祭》书法展览中。
为总结历史、启示未来、铭记历史教训，也为激励人们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热情，中国书协顾问张飙自去年开始搜集和查阅大量资料，从浩瀚的史料中梳理出“国耻民辱”、“将士忠魂”、“君臣官民”、“思维文化”４个角度，用两个月时间，写成一万九千字的长文《甲午一百二十年祭》，全文刊登于今年1月28日的《科技日报》上。文章既讴歌了在甲午战争中英勇殉国的烈士，也沉痛反思为什么会“大败于小”、“多败于少”、“强败于弱”、“师败于生”；并比较了当时影响战争胜负的中日两国当权人物的不同作为，以及两国不同的思维文化。文章发表后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《新华文摘》第7期详细摘转了文章，解放军出版社于今年6月出版了《甲午一百二十年祭》一书。
接着，从今年春节到“五一”，张飙又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把他的文章以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其中长卷142条，长72米、高2.4米；另外还有相关内容作品220余件，共同组成了此次的展览。
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生命单位
“国耻民辱祭”反思甲午战争的失败和耻辱；“将士忠魂祭”书写邓世昌、丁汝昌、刘步蟾、左宝贵、林履中、林永升、杨用霖等北洋海军将士在战争中以身殉国的壮言与壮行；“君臣官民祭”总览战争时最高决策者、实际战斗者、后勤部门、新闻舆论和国民情绪的反应；“思维文化祭”中，以中日两国理论、行动来反映深层次的文化差别，反思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，得出“甲午战争，中国败给了中国”的结论。整篇祭文以行草书写，祭文标题分别以魏碑和隶书书体撰写；将士名录则以楷书、榜书撰写其名，又以行草录述其人生经历。不同书体作品相互映照，凸显“前事不忘、后事之师，重温历史是为了现在，更是为了将来”的主旨思想。
中国书协理事张铜彦关注到不同书体书写不同内容的创作构思，他认为恢宏大气和端庄秀美等不同风格的配搭，是张飙书法字内和字外功夫的集中显现。书法评论家黄君亦认为，不同内容使用不同书体，是作者对书体审美的考量，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的书法的展现。4个篇章以不同侧面阐述作者对甲午战争的文化反思，让整个展览充满悲壮的感染力。在中国书协理事罗杨看来，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生命单位，它们铺陈出诗、文的汪洋恣肆、互为表里。
“这些书法作品情感真挚、气韵生动、大气磅礴。他将丰富的情感化入书法的点线之中，或澎湃如海涛、或缠绵如溪流、或顿挫如群山，洋溢着一种阳刚、雄强、正大的气象。这些形式多样的书法作品充分展现了历史的厚重与深刻，传递出张飙先生对国家、对民族的深切热爱。”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洪武说。
小的也做，大的也做
“从白居易的‘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’到黄遵宪主张的‘我手写我口’，从顾宪成的‘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’到邹文的《革命军》，以社会、时政热点入诗、入书，这是中国文化延续至今的重要传统。”中国书协理事梁永琳说。罗杨则注意到展名上面一行小字——“张飙撰、张飙书”：“我们很多的展览中，书法家抄抄唐诗宋词、佛经警句的太常见了，少有有感而发的道德文章。”
“书法家首先应是文人，而不是笔墨游戏的工匠，但如今我们很多书法家都沉浸在笔墨训练的圈圈里打转，很少有书法家可以自作诗、文。其根本原因在于书法界的整体意识中，没有注意到时代的文化价值对心灵感悟产生的重要意义。”黄君说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中国书协理事周俊杰倒是持“相反”意见：“有关如今书法界没文化、对当代书法全盘否定的论调屡见于报刊。但我想，张飙应该是一个反例。为了写《甲午一百二十年祭》，他看了几十本书，是在做学问，最后以书法的方式表达出来。”
观看《甲午一百二十年祭》展览，很多书法界人士和罗杨的观感一样，希望更多“不是以学问授予的学位、不是以协会授予的官位、不是以市场授予的价位”而决定的真正有思想品位的书法作品出现，因为“从来没有非文化的书法存在”。对于创作“有内容”、“有形式”的书法，张飙的说法非常简单：“这些年我在书法跟上时代、服务时代方面，进行了很多探索；甲午，是全民族的课题，国际关系、民族的崛起，是包括书法家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——所以，身处‘小时代’，我也是想：小时代的事情也做，大时代的事情也做吧。”